聚盈策略 1977年，郭玉峰拒绝为舒同平反，邓小平：他错误不小，建议调离中组部

1966年“运动”爆发后，47岁的解放军第64军政委郭玉峰接到了新的任务——被派往中央组织部“支左”。郭玉峰此前长期在军队系统工作，1964年刚晋升少将军衔，他能到中组部工作，是受到了康生的赏识。康生称郭玉峰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，他还对中组部的全体工作人员说：“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。”

郭玉峰

郭玉峰能从军队转入中央核心部门工作，关键在于康生的赏识。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后，全国陷入动荡，中央组织部作为党的重要职能部门，也未能幸免，原领导班子大多受到冲击，日常工作陷入半瘫痪状态。就在此时，47岁的郭玉峰接到上级指令，被派往中央组织部“支左”，负责稳定部门秩序、接管相关工作。康生当时在中央权力核心，对郭玉峰十分看重，曾公开称赞他是“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”，还特意对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说：“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。”在康生的扶持下，郭玉峰很快在中组部站稳了脚跟。

初到中组部时，郭玉峰担任业务组负责人，主要负责处理干部相关的日常业务。由于当时中组部秩序混乱，原有工作体系被打破，郭玉峰凭借军队政工工作的经验，快速整合力量，逐步掌握了部门的实际业务领导权。后来，他升任中组部核心小组组长，全面主持部门工作，成为中组部的实际掌权人。1969年4月，在党的“九大”上，郭玉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；1973年8月党的“十大”和1977年党的“十一大”上，他又连续当选为中央委员，可见当时他在党内的影响力。

不过，郭玉峰在中组部任职期间，始终秉持着极左思维，尤其在对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上，表现得极为偏激。“九大”结束后不久，郭玉峰带着中组部另一位“九大”代表，前往吉林省通榆县双岗中组部五七干校，召开大会传达“九大”精神。在这次大会上，他公然批判朱德同志，恶语相向地说：“朱德一贯老右，一贯反对毛主席，从没打过胜仗，连一份检查都写不好……”这番言论，完全违背史实，是对革命前辈的恶意诋毁。

更令人不齿的是，这种恶意批判并非个例。1973年8月，党的“十大”结束后，郭玉峰又带着中组部另一位“十大”代表，前往河南省长葛县中组部五七干校传达会议精神，在发言中再次恶意丑化朱德同志，极尽污蔑之能事。当时，五七干校里有许多被下放的老干部，他们听到郭玉峰的言论后，无不痛心疾首，却因当时的政治环境，只能敢怒而不敢言。郭玉峰的这些行为，不仅暴露了他的极左立场，也为后来他阻碍平反工作埋下了伏笔。

1975年，郭玉峰正式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，全面执掌中组部大权。此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已进入后期，社会动荡逐渐缓和，但干部队伍受损严重，大批老干部仍被诬陷、迫害，未能恢复名誉和工作。1976年10月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，这一消息传遍全国，亿万人民欢欣鼓舞，尤其是那些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及其家属，更是看到了平反昭雪的希望。他们纷纷返回北京，涌向中央组织部，排队上访，递交申诉材料，请求为自己平反冤假错案。

据当时在中组部工作的老同志回忆，那段时间，中组部机关门口每天都有几十人排队等候上访，有的老干部年事已高，拄着拐杖，顶着寒风，日复一日地等候；有的家属带着老人的申诉材料，一遍遍向工作人员诉说冤情，只求能得到一个公正的答复。然而，面对这些饱含血泪的诉求，郭玉峰却表现得冷若冰霜，不仅不主动接待上访的老干部，对他们的申诉材料也置之不理，甚至暗中指示工作人员，对上访者进行推诿、刁难，试图将他们拒之门外。

当时，全国上下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越来越高，中央也逐渐意识到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性，但郭玉峰却固守僵化思维，坚决抵制平反工作。在他看来，这些老干部的案子，要么是毛泽东同志定的，要么是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政治运动专案组定的，属于“既定结论”，不能平反，只能“挂着”，维持现状。这种错误想法，不仅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也严重伤害了广大老干部的感情，成为阻碍平反工作推进的最大障碍。

1977年，曾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、陕西省委书记的舒同，也加入了上访的行列。舒同是我党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，也是著名的书法家，在革命和建设年代，为地方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他遭到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集团的诬陷迫害，被撤销一切职务，遭受了残酷的批斗和关押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。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舒同迫切希望能得到平反，恢复名誉，于是专程来到北京，前往中组部大院上访。

舒同此次上访，目的很明确：一是向中组部诉说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对自己的诬陷迫害，澄清事实真相；二是请求查看陕西省委对自己的审查报告和中央的相关批示，了解自己的案件进展。然而，即便舒同资历深厚、冤情明确，郭玉峰也始终避而不见，只是派了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与他谈话，对他的诉求敷衍了事，既不回应平反事宜，也拒绝提供相关审查报告和批示。

更过分的是，当舒同因长途跋涉、身体疲惫，想暂时住进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休息时，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却在郭玉峰的暗中授意下，态度恶劣地将他的手提包扔出门外，恶语呵斥他“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”。舒同当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，身心俱疲，却遭到这样的对待，最终被冷落在北京街头，茫然无措，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

舒同

在郭玉峰看来，这些老干部的案子都是毛泽东定的，或是毛泽东所领导的政治运动专案组定的，不能平反，只能“挂着”。

郭玉峰的冷漠态度激怒了大批老干部，几天后，中央组织部大楼的墙上开始出现大字报，最初只有一两张，后来越来越多。老同志们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和诉求，大字报的内容直指中组部的工作作风，批评这里变成了“门难进、脸难看、话难听、事难办”的“官衙门”。10月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用一个版面全文刊登了胡耀邦精心策划的文章《把“四人帮”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》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。

郭玉峰看到这些大字报后，十分恼火，他命令工作人员把大字报撕下来，并派人将这些大字报送往人民日报社，以发泄对《人民日报》的不满。郭玉峰认为贴大字报与胡耀邦有关，便派人将部分大字报送到胡耀邦位于富强胡同的家里。

胡耀邦看到这些大字报后，激动地说：“我们不下油锅，谁下油锅！”他决定进行反击，并做了两件事：第一，组织人马，再为《人民日报》写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》；第二，建议《人民日报》把这些大字报加以整理，在内部刊物《情况汇编》上发表，报送中央。

胡耀邦

1977年10月，中组部的几位同志到人民日报社反映郭玉峰的问题，并且把袁任远、杨士杰、张策等50多位老同志写的大字报稿送到了人民日报社，要求报社代他们上报中央。《人民日报》搞了一个摘要，题目是《从中组部的大字报，看郭玉峰同志的问题》。10月14日，《人民日报》负责人给耿飚写了一封信：“耿飚同志：中组部几位同志送来一批大字报底稿，要我们向中央反映。我们作了一个简单的摘要，请你阅后转送中央。”

耿飚收到信后，将摘要“转送华主席，叶、邓、李、汪副主席阅”，华国锋、汪东兴在报告上画了圈。10月17日，邓小平在报告上批了一段话：“郭玉峰同志的错误是不小的，建议调离中组部。”叶剑英在报告上批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。李先念也批道：“对郭玉峰同志意见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