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66年“运动”爆发后,47岁的解放军第64军政委郭玉峰接到了新的任务——被派往中央组织部“支左”。郭玉峰此前长期在军队系统工作,1964年刚晋升少将军衔,他能到中组部工作,是受到了康生的赏识。康生称郭玉峰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,他还对中组部的全体工作人员说:“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。”

郭玉峰
郭玉峰能从军队转入中央核心部门工作,关键在于康生的赏识。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后,全国陷入动荡,中央组织部作为党的重要职能部门,也未能幸免,原领导班子大多受到冲击,日常工作陷入半瘫痪状态。就在此时,47岁的郭玉峰接到上级指令,被派往中央组织部“支左”,负责稳定部门秩序、接管相关工作。康生当时在中央权力核心,对郭玉峰十分看重,曾公开称赞他是“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”,还特意对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说:“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。”在康生的扶持下,郭玉峰很快在中组部站稳了脚跟。
初到中组部时,郭玉峰担任业务组负责人,主要负责处理干部相关的日常业务。由于当时中组部秩序混乱,原有工作体系被打破,郭玉峰凭借军队政工工作的经验,快速整合力量,逐步掌握了部门的实际业务领导权。后来,他升任中组部核心小组组长,全面主持部门工作,成为中组部的实际掌权人。1969年4月,在党的“九大”上,郭玉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,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;1973年8月党的“十大”和1977年党的“十一大”上,他又连续当选为中央委员,可见当时他在党内的影响力。
不过,郭玉峰在中组部任职期间,始终秉持着极左思维,尤其在对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上,表现得极为偏激。“九大”结束后不久,郭玉峰带着中组部另一位“九大”代表,前往吉林省通榆县双岗中组部五七干校,召开大会传达“九大”精神。在这次大会上,他公然批判朱德同志,恶语相向地说:“朱德一贯老右,一贯反对毛主席,从没打过胜仗,连一份检查都写不好……”这番言论,完全违背史实,是对革命前辈的恶意诋毁。
更令人不齿的是,这种恶意批判并非个例。1973年8月,党的“十大”结束后,郭玉峰又带着中组部另一位“十大”代表,前往河南省长葛县中组部五七干校传达会议精神,在发言中再次恶意丑化朱德同志,极尽污蔑之能事。当时,五七干校里有许多被下放的老干部,他们听到郭玉峰的言论后,无不痛心疾首,却因当时的政治环境,只能敢怒而不敢言。郭玉峰的这些行为,不仅暴露了他的极左立场,也为后来他阻碍平反工作埋下了伏笔。
1975年,郭玉峰正式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,全面执掌中组部大权。此时,“文化大革命”已进入后期,社会动荡逐渐缓和,但干部队伍受损严重,大批老干部仍被诬陷、迫害,未能恢复名誉和工作。1976年10月,“四人帮”被粉碎,这一消息传遍全国,亿万人民欢欣鼓舞,尤其是那些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及其家属,更是看到了平反昭雪的希望。他们纷纷返回北京,涌向中央组织部,排队上访,递交申诉材料,请求为自己平反冤假错案。
据当时在中组部工作的老同志回忆,那段时间,中组部机关门口每天都有几十人排队等候上访,有的老干部年事已高,拄着拐杖,顶着寒风,日复一日地等候;有的家属带着老人的申诉材料,一遍遍向工作人员诉说冤情,只求能得到一个公正的答复。然而,面对这些饱含血泪的诉求,郭玉峰却表现得冷若冰霜,不仅不主动接待上访的老干部,对他们的申诉材料也置之不理,甚至暗中指示工作人员,对上访者进行推诿、刁难,试图将他们拒之门外。
当时,全国上下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越来越高,中央也逐渐意识到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性,但郭玉峰却固守僵化思维,坚决抵制平反工作。在他看来,这些老干部的案子,要么是毛泽东同志定的,要么是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政治运动专案组定的,属于“既定结论”,不能平反,只能“挂着”,维持现状。这种错误想法,不仅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,也严重伤害了广大老干部的感情,成为阻碍平反工作推进的最大障碍。
1977年,曾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、陕西省委书记的舒同,也加入了上访的行列。舒同是我党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,也是著名的书法家,在革命和建设年代,为地方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他遭到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集团的诬陷迫害,被撤销一切职务,遭受了残酷的批斗和关押,身心受到严重摧残。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,舒同迫切希望能得到平反,恢复名誉,于是专程来到北京,前往中组部大院上访。
舒同此次上访,目的很明确:一是向中组部诉说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对自己的诬陷迫害,澄清事实真相;二是请求查看陕西省委对自己的审查报告和中央的相关批示,了解自己的案件进展。然而,即便舒同资历深厚、冤情明确,郭玉峰也始终避而不见,只是派了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与他谈话,对他的诉求敷衍了事,既不回应平反事宜,也拒绝提供相关审查报告和批示。
更过分的是,当舒同因长途跋涉、身体疲惫,想暂时住进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休息时,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却在郭玉峰的暗中授意下,态度恶劣地将他的手提包扔出门外,恶语呵斥他“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”。舒同当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,身心俱疲,却遭到这样的对待,最终被冷落在北京街头,茫然无措,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

舒同
在郭玉峰看来,这些老干部的案子都是毛泽东定的,或是毛泽东所领导的政治运动专案组定的,不能平反,只能“挂着”。
郭玉峰的冷漠态度激怒了大批老干部,几天后,中央组织部大楼的墙上开始出现大字报,最初只有一两张,后来越来越多。老同志们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和诉求,大字报的内容直指中组部的工作作风,批评这里变成了“门难进、脸难看、话难听、事难办”的“官衙门”。10月7日,《人民日报》用一个版面全文刊登了胡耀邦精心策划的文章《把“四人帮”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》,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。
郭玉峰看到这些大字报后,十分恼火,他命令工作人员把大字报撕下来,并派人将这些大字报送往人民日报社,以发泄对《人民日报》的不满。郭玉峰认为贴大字报与胡耀邦有关,便派人将部分大字报送到胡耀邦位于富强胡同的家里。
胡耀邦看到这些大字报后,激动地说:“我们不下油锅,谁下油锅!”他决定进行反击,并做了两件事:第一,组织人马,再为《人民日报》写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》;第二,建议《人民日报》把这些大字报加以整理,在内部刊物《情况汇编》上发表,报送中央。

胡耀邦
1977年10月,中组部的几位同志到人民日报社反映郭玉峰的问题,并且把袁任远、杨士杰、张策等50多位老同志写的大字报稿送到了人民日报社,要求报社代他们上报中央。《人民日报》搞了一个摘要,题目是《从中组部的大字报,看郭玉峰同志的问题》。10月14日,《人民日报》负责人给耿飚写了一封信:“耿飚同志:中组部几位同志送来一批大字报底稿,要我们向中央反映。我们作了一个简单的摘要,请你阅后转送中央。”
耿飚收到信后,将摘要“转送华主席,叶、邓、李、汪副主席阅”,华国锋、汪东兴在报告上画了圈。10月17日,邓小平在报告上批了一段话:“郭玉峰同志的错误是不小的,建议调离中组部。”叶剑英在报告上批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。李先念也批道:“对郭玉峰同志意见多。”

邓小平
1977年12月,在邓小平、叶剑英、李先念等人的建议下,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郭玉峰的职务,由胡耀邦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。中央组织部这一重要部门领导的易人,标志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实际运作阶段。
郭玉峰被撤职后,接受了长达数年的审查,随着康生的问题被陆续揭发,他的问题也被逐一定性。1983年,郭玉峰被开除党籍,按转业处理,组织安排他按师级待遇生活,每月发放150元生活费。
2000年1月20日,郭玉峰在北京逝世,享年81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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